December 3, 2004
(同時刊載於重裝 RESET 2004/12 專輯: 假分級真監窺，白色恐怖再現）
出版品與節目影帶分級制於十二月一日上路，引起軒然大波。對於這個可以任意解釋、完全與社會現況脫節的分級標準，大眾的情緒除了憤慨，也覺得不可思議，政府怎麼會允許這樣荒謬、在字面上可能使得「小叮噹」、「柯南」列入限制級的管理辦法付諸執行（爾後又任意地改變說法，更凸顯其自由心證的權力），並有所謂「踰越限制級」的範疇。若認真執行，這個分級制度事實上將使台灣回到禁書時代的監控狀態。「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本文想指出的是：此次分級制度的實施，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過去十年來部份婦運團體、地方團體、以及國家機器緊密合作運作的結果。正是過去十年來一小步一小步的改變，使得種種當年可能覺得荒謬的事情，現在看來理所當然，也使得更荒謬的措施膽敢被推出。社會大眾不斷讓渡自身的自由，更使得上述三方面的權力達到高峰，這次推出分級制度不是第一波行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了解了這點，將有助於認識這次的抗爭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婦運分流，際遇有別
1986年「反人口販賣」遊行時，台灣的救援團體仍同聲一氣，在彼此能達到共識的範圍內合作。解嚴後社會力逐步浮現，婦運也有了與政運有別的戰場，新興婦運團體更在基本合作的立場上推動性別議題。然而10年後，婦運團體於北市廢公娼事件中正式展現內部的差異與分裂，次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以及以後的總統選舉更以政黨立場貫穿崩裂脆弱的婦運連線。再加上此後島內大環境不可避免地邁向開放，性資訊易於流通，援助交際、自拍風盛行，同志、性邊緣人士浮上臺面，攻佔媒體曝光機會。在一連串議題的衝擊下，不同婦運團體於是也不可避免地分裂為至少兩條支流: 支持性工作、性少數、性邊緣、走酷兒理論的「性權派」，與立場較接近中產階級婦女、家長，主張與政府合作、進入國家機器、參與立法與制度設計的「國家女性主義」。
現在回顧，可以看出國家女性主義確實在其設定的目標上大有斬獲。而這有賴於台灣此刻的時機與環境的特殊：先天上，國家女性主義者在民進黨在野時便有良好的合作關係，這樣的合作也延續到新政府執政後，對執政者而言，支持此類婦女團體顯然有助於贏得迫切需要的婦女／中產階級的選票。而在更深層的心理因素上，新執政者正進行國族建構的運動，急於塑造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有別於舊時代的、乾淨的、「向上提升」、「與國際接軌」的形象──而充滿正當進步形象的婦女議題正是這個國際形象的重要樣板。隨著政權轉移後需要鞏固的治理，體現國家女性主義的諸多保守婦女團體，以及在政治結構枚變過程中官辦民營的言論檢查團體一拍即合，以民間團體的正當形象領頭推動淨化社會，作為新政權的民間呼應。
這些團體建立自身形象和影響力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以保護兒童之名來掃蕩各種異議和異質，以展示自身的正義和熱情。國家機器、婦女團體、與保守團體密切合作，透過立法等實際舉動，不但漸次緊縮台灣的言論空間，更針對新興的情慾文化現象和開拓進行大力掃蕩。例如1999年通過實施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就使得網路處處可見的情慾協商成為警方監控的對象，賣淫被抓可能拘禁三天，但網路張貼徵求援交或一夜情文字卻可能被判刑高達五年（註1）。警方更在保守團體的監督下感受業績壓力，因而大量採用釣魚方式陷人入罪，雖經過人權團體抗議，目前仍在不斷發生。可悲的是，在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的聖戰旗幟之下，民眾對這個條例毫無戒心。同樣的，對於新興的性現象，公眾論述也有緊縮的趨勢。例如2002年底前的媒體報導，對於當時風行的自拍現象還可能提出幾種不同的談法，然而2003 年之後，報章雜誌提到自拍，已只關心拍攝與被攝者究竟犯了哪幾條法（詳見 RESET 2004 一月專題）。厲法深入人心，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自居弱勢的保守婦幼團體在立法過程中刻意使得自己成為執法的主要監督或接辦者，不但直接介入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並因而得到大筆預算支援（詳見「何春蕤給社運界朋友的一封公開信」），成為既有正當形象又有充分財源的非政府組織。保守勢力在控告何春蕤時達到高峰：經過幾年實力消長，駕馭著性別議題的保守婦幼團體已經到了不須坐下來談，而強勢的一批可以直接告上法院的地步。當時促請檢方起訴和上訴的團體，正是「出版品評議基金會」的同一批人，該基金會近日推出出版品和節目影帶分級辦法時所謂「經過多年努力，終於要上路」，實在所言不虛：出版品分級是保守團體擴權計畫中合理的下一步，而不是天外飛來的一筆的異想。
這種種跡象被大眾忽視，認為和「一般人」的生活沒有關係，或著被認為「確實是為了保護兒童與青少年著想」──諸多限縮措施終於到了此刻。
年齡政治攻防
國家派婦運者與保守人士很早就了解到自己固然掌握了國家機器的人脈以及資源，但是面對（至少以很中產的「慾望城市」形式包裝的）情慾解放、逐漸抬頭的同志權益意識、（部份）性邊緣能見度增高並逐漸被接受，若要獲得大眾支持，能打的也只有「保護兒童與青少年」這張牌。畢竟，即使自己是在網路上一夜情不斷的成年女性，一旦談到青少年性權，也可能立刻變得一樣地、甚或更加地保守。反正兒童與青少年的意見被認為不成熟、不足以採納，他們又無法集結發聲，受到種種不下戒嚴時代的人身自由限制（註2），保護主義將是既可以管控騷動的青少年又提升自己形象的最佳策略。這次「假分級、實查禁」的舉動，也是在這個神聖的名義下進行的。
性權派學者早已意識到這點，也曾就年齡政治發表看法，指出諸如工業革命時代的「成年」年齡遠較現在早，「青少年」這個身分因而可說是國家推動義務教育後的發明。正如女性過去也曾被認為無力進行理性思考故不應該參政，而應出於「好意」加以「保護」（限制、壓抑），目前青少年也被放到了同一被保護（限制、壓抑）的位置上，這正是對青少年此刻蓬勃新生力量的保守回應。
國家與公民團體的新權力部署
國家機器與公民團體合作共生，構成了新的權力部署。政治高壓的時代已經過去，國家改用更細緻的方式干預人民的生活，而部份公民團體出於利益或信仰，也樂於合作，將我們的權力與自由一點一滴地讓渡出去。以下，引用「何春蕤給社運界朋友的一封公開信」的一段文字：
解嚴以後，國家的政治管制被迫放鬆，其權力運作也開始轉移場域：國家從新制度與新機制來干預介入經濟（包括福利政策），轉到與公民社會密切結合，以新權力技術來干預介入文化、日常生活、身體等等（包括設置各種保護和福利的法律）。… 這個權力或治理的重要新目標，則是性、身體、人口、日常生活等文化政治與生命政治的領域。這些領域是過去政治高壓無法深入的領域。
對於這樣的新情勢，我們不能再如以往認為自己可以獨善其身。當政府掃蕩性工作者，我們認為那不關自己的事；當警察騷擾同性戀者，我們認為那不關自己的事。而現在，我們終於該了解出版品分級並不只關乎青少年；對少數族群的壓迫其實一直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如果放在這個視野之下，這次反出版品分級的抗爭是嘗試逆轉這種趨勢、呼喚人民醒覺的一個開始。
起初他們把魔掌伸向共產黨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
接著他們把魔掌伸向社會主義者與貿易公會，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屬於兩者；
接著他們把魔掌伸向猶太人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把魔掌伸向了我，這時，已經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 Martin Niemöller
附註
-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第 29 條: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如台北市實施之青少年宵禁。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有這樣的規定「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者，…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第 11 條）」「..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例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六條所定之單位報告（第 9條）」。每個青少年都被當作準犯人，得定時到學校報到，並要求社工人員成為告密者。
September 5, 2004
又到了大學生選課的季節、媒體有不少選課新聞可報導的時候。各大學各自設計了洋洋灑灑可以當作研究題目的選課法。有全用電腦的，電腦之後用人工補助的，使用機率隨機分配的、兩階段式、三階段式、三明治選課系統、押點數、排志願…。校方把選課弄得如同打仗一般，學生也廝殺得激烈。半夜三點起來開始守著電腦的、請學長姐代選的、和同學交換的，有些熱門課程可以抵兩門課。有人對傳說中資訊系學生「每個都會」的那學以致用寫程式搶課的本領豔羨不已。這恐慌也不是沒有道理，畢竟去年竟有學生數場肉搏戰打完連一個學分都沒選到，使得校方也開始檢討起來。有人終於 上網扮演黃牛開始以一門課一千五到兩千的價錢開始賣課程，似乎也是供需之下的必然。這頭黃牛遭到同學痛批、校方表示將予以處分。全國師生進入一年一度的嘉年華式亢奮狀態。
一學期一度的焦慮經驗我也有過。現在回想，不禁覺得驚訝和詫異起來。為什麼在我焦頭爛額地選課的四年中，這個問題一丁點都沒有進入過我腦裡: 到底為什麼非得選課不可？
＊ ＊ ＊
我當年就讀的那所大學很以培育理工人才自豪。牽到宿舍的校園網路在那時很稀有，學生買電腦帶到學校用是少見的特殊現象。自然，我們有號稱全國第一個使用電腦和語音的選課系統。學校發給學生幾頁的使用說明，打哪個號碼、按哪個代號… 。師生們也很自以為傲。數年後，當台大也採用了類似的系統而被報紙報導為「國內首見」時，本校師生大感受辱群情激憤恨不得北上靜坐陳情的激昂愛校精神，實是令人動容的。
不過，就如同後來在各校都發生了的事實證明，花大筆錢用了先進設備並不表示大家就從此過著太平日子。我陰錯陽差地選上了一年並不很願意上的跆拳課，踢了一年的腿。我的一個好同學每到選課季都固定和課務組大吵拍桌子，每年兩次，而他並不是特例。粗略地說，用電腦或語音充其量是把原來人工作的事情改用機器做。而眩目自傲的科技應用反倒讓人更不去反省，到底為什麼事情非得這麼做不可？為什麼要選課？
很多年後我才首次問自己，當我們「做了一個選課的動作」後，實際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學校或系上的名單上有了你的名字，在官方說法中正式承認你「在這門課的裡面」，並可依此和你收學分費了。我和朋友半開玩笑地說，即使不選課不交學費，要去聽課，也不會被趕。和老師討論，也不會被拒絕。選了課，課本還是得另外買。由此可見，我們所繳交的那每年調漲的「學費」，名字實在是取錯了。追根究底，那是付錢給學校把我的名字抄寫到某個名單上的「謄寫手續費」才對。和傳道授業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 ＊ ＊
數年後，我到國外求學的第一個學期。聽了兩週的課，我開始起了莫名的焦慮。
怎麼沒告訴我怎麼選課呢？
我生怕因為語言隔閡，讓我漏聽了什麼重要訊息。如果不小心沒選到課，不是慘了？於是我跑進系辦公室，問我該怎麼選課。然而，沒人聽懂我在說什麼。我很費力地解釋，我講的是那個用某種方式登記以
表示我要上某門課的程序。「喔，那不用啦。」秘書們說。
「那，系上怎麼知道我在上這門課呢？」
秘書們你看我、我看你。「我們不需要知道吧？」不過，他們大約也猜到學生們更關心的是分數的問題。「上課時間自己到教室去上課，每次上課之後交作業。有交作業就有分數，記錄會留下來。期末考要去考。最後分數加起來就可以算你的成績了。」
「就這樣？」我問。秘書們給我一副「那不然呢？」的表情。
其實，我甚至也可以聽半個學期的課，然後決定還是交另一門課的作業算了。也許會因此缺交頭幾份作業。不過系上也是隨我去的。
就這麼簡單。
沒有電腦語音選課，沒有兩階段、沒有三階段、沒有分配點數算機率、沒有排志願。要上課就去上，該交作業就交，加起來期末算成績。就這麼簡單。這個系從成立到現在就是這樣運作的。
那天是我第一次自問，那，我們當年為什麼非選課選得像打仗似的不可？
＊ ＊ ＊
我的系也許是個特例。留美的同學們說，他們那也是要選課的。而比起台灣每年每系上百人的陣仗，我這個系的規模小得多，凡事用簡單的程序就夠了，連電腦都用不著。但如果規模變大，這套不用選課的設計其實更需要電腦的幫助。沒有修課人數上下限，就得有辦法很有彈性地動態地分配教室、調配助教人數；需要有個統一的資料庫記錄學生在不同的課繳交的作業的成績。這一切都默默地進行著，是看不到電腦的電腦化。
所以問題是，為什麼在家鄉的大學們花了大筆資金進行選課電腦化並引以為傲，卻從來沒想要用這些技術設計一個不需要選課的制度？
「為什麼中國在應用技術上曾發展到鼎盛，但仍沒有產生現代科學」的老問題，也許能拿此作為印證：即使擁有了同樣的技術，使用技術的方式還是受到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限制的。有些朋友依據個人經驗認為，在國外求學時覺得校方把每個學生被當作獨特的個人在尊重著，而在台灣，校方的態度總是像把學生當作整批處理的產品。但把「為什麼我們需要選課」的問題歸結到西方/東方、個人/團體的聯繫則太過粗糙，因為英、美、歐的選課方式可能各有不同，而登記、造冊、監看的規訓技術追根究底是很西方的發明。唯物地看，也許是台灣各校師生比例相差太大，造成課少學生多？微觀地看，當我為了選課的爭議跑去學校交涉，而一個老師脫口而出「讓你們換來換去，如果（某老師）的課沒人選怎麼辦」時，我發現選課這事情也和教員們的派系、權力、利益分配息息相關，因而設備可以引進，但辦事的方式是不太容易去改的。
對「為什麼我們得選課？」的問題，我只能零星地發些牢騷和猜測。而「如何才能讓我們不用選課？」則可能是個意料之外地難處理的大問題。現在也僅只希望全國每年為選課焦頭爛額的學子們能知道，其實還有許多別的可能。
相關新聞
聯合報2004/09/02
BBS站上賣課程 選課黃牛遭痛批
全靠電腦選 有人選出零學分
搶課程式、溫情攻勢都出籠
May 12, 2004
（另有後續消息將在 重裝 RESET 刊載）
東京大學情報理工學系特任助手（相當於特別研究助理）金子勇，同時也是點對點共享軟體 Winny（ウィニー） 的作者，十日因違反著作權法（公眾送信權之侵害）遭日本警方逮捕。Winny 是一個不使用中央伺服器的點對點檔案共享軟體，傳送檔案都經加密，在日本有超過兩百萬使用者。
我初次見到金子是在 2002 年春短暫地訪問東大情報理工系時。當時我們共用一間辦公室，由於他不太說英文，我和同行的老師們對他的印象並不深刻。今年系上以日語進行的研究室輪講中，他的報告則相當精彩。台風相當好，報告進行流暢，聽眾們不時冒出笑聲。報告中展示的 3D 動畫系統也超越了一般學校計畫的水準。
金子出生於栃木県，畢業於當地名校県立栃木高。之後進入茨城大情報工學科，並在那裡念完博士課程。1999 年四月進入日本原子力研究所擔任博士研究員，進行電腦繪圖的研究。2000 年十一月進入業界，2002 年一月受聘於東大，擔任研究及教學的工作。幾任雇主對他都有不錯的評價。
2002 年四月，金子在「２ちゃんねる」網站（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型討論區）發表宣言將開發 P2P 軟體。同年十月，他寫道「在數位時代，（軟體）流通的成本將趨近於零」「我們可直接把錢支給創作者，而軟體複製應該是免費的。」「目前著作品收費的方式已顯老舊。使用者應該直接付費給創作者，而免除 CD 業者的中間剝削。」「如果出現能安全匿名交換檔案的軟體，目前著作權的觀念也得隨之更改了。」「希望自己能推動這時代潮流，」以「每兩天才睡一次」的狂熱精神開發出了 Winny。
Winny 成為廣被使用的共享軟體。上面流傳的不只是音樂、電影，甚至包括了一些自衛隊或警方的文件。2003 年十一月，兩名 Winny 的使用者被逮捕，金子的住家也因此遭到搜查。金子向警方抗議「至少把我的筆記電腦留給我，不然我沒法工作。」不過許多設備仍遭到沒收。
這個月十一日早上九點五十分，七名搜查員來到東京大學本鄉校區進行蒐證，歷時約兩小時，扣押了兩台電腦和三箱資料。師生們都對強制搜查相當驚訝，每週二的研究室輪講也因此必須換場地。研究室的教授暨科長武市正人已經成立六人調查委員會對此案進行了解。目前武市僅發言表示「Winny 的開發是個人行為。（金子）在本系授課，但授課內容和 Winny 無關。」
然而，抓軟體作者的做法仍是相當少見的。京都新聞認為這可能是參考大阪警方的前例。1999 年，奈良縣某駕駛駕車超速，但車牌上裝了能干擾測速相機的裝置，使相機照不到車牌號碼。大阪警方最後逮捕販售該裝置的業者，以協助嫌犯逃逸的罪名起訴，業者被判有罪但緩執行。被告律師抗辯「如果這樣算幫助逃逸，那麼製造能跑那麼快的車子的車廠也該被起訴才對。」
「２ちゃんねる」網站使用者們紛紛依照這種留言板的風格對此事發表一兩句話、偏技術風的議論。有人說「我打賭獨立軟體開發者一定會變少的」，「硬碟銷售量要下跌了」。有人發起收集一千篇「感謝」的活動，回應者說「謝謝你給我們的短暫夢想」，「金子是廿一世紀的伽利略」。
參考資料
Yahoo 新聞專題
ZAKZAK對金子生平的八卦、社會檔案式的報導
Winny開発者47氏逮捕祭
幾個已經關閉的 Winny 網頁：Winny Tipsページ
，Winny Web Site
，Winnyハイパー初心者講座
April 15, 2004
日本時間九點左右傳來消息，證實三名日本人質已經獲釋，電視上並由半島電視台傳回三人在日本大使館內的畫面。在日本的家屬看到畫面後高興地跳著歡呼，並相當激動地向大家致謝。
這幾天有更多的人質被綁架，而外界對於綁架的團體等資訊都處於渾沌未明的狀態。
April 12, 2004
原本高興的家屬們昨天隨著釋放期限的來臨，心情逐漸轉為焦慮。最後廿四小時過去了，人質並沒有被釋放，反倒是出現了新聲明，要求日本廿四小時內撤軍，否則將先殺害其中一個人。推測認為可能是武裝團體內部出現對立意見的緣故。現在甚至無法得知人質是否仍安全。
同時中國政府也證實了七名中國人遭綁架的消息，並要求對方立即釋放人質。
現在國內對此事報導比較多了。
Yahoo Japan: イラク日本人人質事件
中時: 伊拉克恐怖分子最後通牒 日政府若仍未撤兵⋯24小時後 日人質將遭殺害
BBC: Mystery grows over Japan hostages
April 11, 2004
半島電視台十日午後十點（日本時間十一日凌晨三點，台灣時間凌晨兩點）報導，Mujahideen Brigades 以傳真表示將於廿四小時內釋放三名人質。聲明表示「我們順應伊拉克伊斯蘭聖職者協會（日譯。英譯 Muslim Clerics Association）的要求，將於廿四小時內釋放三名人質。小泉首相的發言相當傲慢，但我們認為日本政府是承受了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的壓力，並不能代表日本國民的意志。我們也了解三名日本人都對伊拉克友好。日本國民應繼續對政府施壓，使自衛隊從伊拉克撤退。」
三名人質的家人表示十分歡喜。
不過今早又有一名美國人遭綁架，綁架團體仍不明。
參考資料:
Yahoo 日本人人質事件專題
BBC: Japanese hostages ‘to be freed.’
四月十日下午經過銀座有樂町，看到民眾聚集呼籲日本政府撤軍以解救三名人質。和他們說聲加油，並拍了這些照片。
April 10, 2004
p>日本一些報紙對人質事件的評論。翻譯自 BBC。
讀賣新聞:「綁架沒防備的平民，然後提出無理的要求，這是恐怖份子的一貫手法。」「我們絕不能屈服於這種卑鄙的行為，而必須堅定立場處理。」讀賣新聞同時回顧起 1977 年日本政府接受挾持飛機乘客的日本赤軍要求，付給贖金及釋放獄中同志的舊事，「我們不能重蹈覆轍。」（當年日本政府答應赤軍要求，也順利救出人質。因此我不很明白為何讀賣新聞稱之為 bitter lesson?）
産経新聞的態度也一樣強硬，認為「絕不能對挾持人質的人低頭。」並呼籲全國團結，現在不是反對黨攻擊政府的時候。
朝日新聞: 「對此卑鄙的行為我們感到逐漸增長的恨意，同時也對日本被選為攻擊標的感到遺憾。」「我們希望政府了解伊拉克目前的情形之下，自衛隊是無法集中心力在協助建設工作上的。」
東京新聞: 「只使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是很難的。布希政府必須以最節制的態度解決目前的死結。」
日本經濟新聞 認為這種綁架行為「極度卑鄙且不可原諒。」該報認為自衛隊在伊拉克僅進行人道協助及重建工作，「沒有什麼可被伊拉克人民批評的。」「挾持犯們應立即釋放人質。如果他們犯下罪行，日本人民及國際社群永不會原諒他們。」
每日新聞: 「這種卑鄙的威脅對重建與公共和平的恢復毫無建樹。此外，國際間也不會原諒。」
琉球新聞對這種「不可原諒的行為」表達憎恨，並表示「一切應以促使人質獲釋為優先考量。」該報認為美國須了解越干預伊拉克，將越導致伊拉克人民的反抗。如果把和平、穩定、和重建當作優先考量，「英美聯軍應立刻撤離伊拉克。」
這個新聞在日本鬧得沸沸揚揚，當天在許多國家登上頭條。僅台灣仍沈浸在選舉熱之中，是少數對這事情極不關心的。因此我想稍微報導一下。
約在四月八日傳來消息，伊拉克一個自稱 Mujahideen Brigades （中譯回教聖戰旅）的團體挾持了三名日本人，要求日本在三天內（GMT 週日中午，應是台灣週日晚八點）撤出駐伊拉克的軍隊，否則將把三名人質活活燒死。
三人分別是
- 34 歲的高遠菜穂子。來自北海道，在 NGO 組織擔任義工，幫助伊拉克的流浪兒童。這是她第三次到伊拉克當義工。
- 年僅 18 歲的今井紀明，同樣來自北海道，上個月才從高中畢業。他在研究越戰之後投身反戰運動。這次到伊拉克，原本希望研究英美聯軍的貧鈾彈對伊拉克的污染。
- 32 歲的郡山總一郎，來自九州，是自由攝影記者。
很令人難過的是，這三個人都是對伊拉克相當關心和同情的。他們願意親身到伊拉克去，令人相當佩服。然而想不到他們先成為受害者。
Mujahideen Brigades 的聲明表示「我們是伊拉克人回教的子孫，本來對日本人們抱著友好、尊重與愛，可惜的是你們踐踏了我們的友好，支持邪惡的美國，那些美國人占領我們的國家，侵入我們的土地，殺害我們的小孩，我們只好和你們一樣採取同樣措施。你們有三人在我們手裡，如果在三天內沒有撤出伊拉克，我們就將殺害三人。」對於 Mujahideen Brigades 這組織，目前大家都所知不多，也無法聯繫。
九日晚上，官房長官福田赳夫在記者會中表示，赴伊拉克的自衛隊只是支援人道任務，沒有
撤離的理由。三名人質的家人已經見過首相小泉，懇求他下令撤軍。週五也有上百民眾聚集在議會外，希望小泉別看著三個人送死。但小泉仍表示不會讓步。另一方面，美國副總統錢尼週六將抵達日本，開始其亞洲行。一般認為他應該會希望小泉堅持下去。
日本民眾對此事件的意見相當分歧。一些分析認為這是小泉面臨的最大挑戰。把自衛隊派到伊拉克，原本就是拿他的政治生涯做賭注。現在面臨綁架事件，西方媒體認為多年來一直平安的日本社會的承受度可能不高。我也覺得，我無法信任一個眼看著自己的人民被殺死的政府。但如果把軍隊撤出，對於小泉想藉此強化日本國際地位的如意算盤是一大打擊。
另一方面，南韓也有七名傳教士被俘，但接著被釋放，不知是否為同一組織所為。而南韓表示將派 3600 名士兵到伊拉克的計畫不會更改。
相關報導:
BBC: Japan turmoil over Iraq hostages
BBC: Japanese press in shock over hostages
BBC: Japan firm on Iraq hostage demand
中時: 脅迫撤兵 回教聖戰旅綁架三日人
路透社: 三名日本平民在伊拉克遭挾持,小泉備受壓力但無意撤回駐伊日軍
中廣: 日本人質家屬面見日本外相，要求政府考慮立即撤回自衛隊
Yahoo Japan 的イラク日本人人質事件專輯
April 5, 2004
BBC 三月 30 日登出了一篇陳水扁專訪。也許是因為使用不同的語言寫出，一些在國內的報上用中文看習慣了的語彙，換成英文來看格外地刺眼。
陳水扁說，公投失敗的原因有三點: 一、中國的干預和威脅；二、反對陣營蓄意破壞(sabotage), 動員人民不要投公投票；三、由於投票流程，很多人都忘記領公投票。
啊？完全不把廢票聯盟或本來就認為這種公投很荒謬的人放在眼裡呀（另一種詮釋是他把這些人也歸類於「反對陣營 opposition camp」。這也沒好到哪去。）
BBC 記者問的問題其實是「大選同一天舉行的公投因為沒有足夠投票而失敗。公投題目為是否購買武器和展開兩岸和平對話。現在公投失敗，是否表示這些政策不會進行？」結果不知為什麼陳答非所問地答成「為什麼公投失敗」，怪起中國和反對陣營來。
所以記者又問了一次，「可是事實是公投失敗了。你是否會取消制憲公投的預定計畫？」這次陳水扁才答得比較符合題目一點。雖然還是扯得很遠。
最後問到槍擊事件，「許多人現在仍對此案及整個選舉懷疑。你要如何取得人民的信任？」但很可惜他又沒對「如何取得人民的信任」這點做回答。只說「相信事情很快會過去，只擔心有些人不接受選舉結果將分裂台灣」等等。
真是失望呀。一個訪問裡頭沒有澄清什麼事情。只是持續打廣告。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數數其中出現了幾次「我對台灣有信心」，「我對民主有信心」、「我對我們的人民的偉大有信心。」
